遗产是我国现行《继承法》上继承权的客体，根据该法第3条规定，所谓遗产，是指“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也就是说，在《继承法》法律层面上，继承客体一般只限于财产权利，而不包括传统民法意义上的人身权。

　　对于自然人死亡后的股权继承问题，我国《继承法》和最高人民法院1985年9月11日发布的《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均未明文规定。在2005年《公司法》颁布实施前，对于股权能否成为继承客体，我国学界和司法实务界多无争议，但在范围上一般限定于股权中的财产权益。如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4年2月24日《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试行）》（京高法发【2004】50号，以下简称《北京高院指导意见（试行）》）第12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继承人依法可以继承的是与该股东所拥有的股权相对应的财产权益。”，又如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04年3月18日《关于审理涉及公司诉讼案件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三）》（沪高法民二【2004】2号）第3条规定，“继承人、财产析得人或受赠人因继承、析产或者赠与可以获得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份财产权益，但不当然获得股东身份权，除非其他股东同意其获得股东身份。”

　　对于股权的性质，无论是1993年《公司法》还是2005年《公司法》，均未作出明确的解释和界定。我国学界也多有争论，以王利明教授为代表的主张“物权（所有权）说”，也有主张“债权说”、“社员权说”的，梁彗星教授持“综合权利说”，江平教授持“独立说”，认为是与所有权、债权并列的一种权利。但争论归争论，学界取得的一致共识是：股权的内容是综合性的，既包括财产权，如分红权、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等，亦包括身份权等非财产权，如表决权、诉讼权等。

　　2005年《公司法》第76条规定，“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可以继承股东资格；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该条文明确规定了所谓的股权继承是指股东资格的继承，而非仅仅是股权中的财产权益的继承。换言之，对于股权中的财产权益的继承，是民事《继承法》上的应有之义；只有集财产权和非财产权于一体的股东资格的继承才构成《公司法》上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说，2005年《公司法》第76条之规定突破了《继承法》的限制，在继承客体范围方面进行了有效扩充。

　　但是，“股东资格”又是个什么东西？是否意味着：一、继承人在自然人股东死亡后依《继承法》继受取得股权中的财产权利后，依《公司法》继承“股东资格”，法律就必然赋予该等继承人取得与此相对应的非财产权利；二、如果前述观点能够成立的话，继承人又怎样才能够取得《公司法》上的、完整意义上的股权？对于这些问题，2005年《公司法》没有给出答案。

　　对于“股东资格”的概念，《北京高院指导意见（试行）》第11条给出了一个概念，称“股东资格是投资人取得和行使股东权利并承担股东义务的基础。依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的确认，涉及实际出资数额、股权转让合同、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出资证明书、工商登记等。确认股东资格应当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在具体案件中对事实证据的审查认定，应当根据当事人具体实施民事行为的真实意思表示，选择确认股东资格的标准。”从这一概念出发，结合前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股东资格的取得意味着继承人必然取得与此相对应的财产权利的所有权，但并不意味着必然取得与此相对应的非财产权利。对于非财产权利的最终取得还取决于两个条件：一、当公司章程有特别规定的，依特别规定取得或者失去非财产权利；二、当公司章程未作特别规定的，尚须经过一个确认程序，继承人方能取得《公司法》上的、完整意义上的股权。

　　对于股东资格的取得时间，2005年《公司法》也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根据《继承法》第2条规定，对于股权的财产权益，依继承的一般原理，其“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但对于股权中的非财产权益，其在程序确认之前获授“股东资格”的发生时间应如何确定节点，在2005年《公司法》中亦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尽管笔者不赞同王利明教授“物权（所有权）说”之股权性质观点，但笔者以为对于继承人获授“股东资格”的发生时间的节点确定可类推适用《物权法》第29条规定，即“因继承或者受遗赠取得物权的，自继承或者受遗赠开始时发生效力。”故，继承人对于股权中的非财产权益资格的取得，自继承开始时发生效力。因此，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继承人“股东资格”之取得时间为继承开始时，即自然人死亡时。但需指出的是，对于股权中财产性权利和股权中非财产性权利，继承人取得的权能内容是不同的，对于前者，继承人取得的是所有权，对于后者，只是取得了一种获授资格，并不意味着继承开始时，继承人就必然取得了《公司法》上的、完整意义上的股权。

　　对于股权的非财产权利的确认，2005年《公司法》虽无明文规定，但依其相关规定和一般原理，2005年《公司法》第76条属于不排除即自动适用的任意性规范，在公司章程未作例外规定时，公司的其他股东就负有接受该等继承人成为公司股东的法定义务，公司须将该等继承人记载于股东名册并进行工商变更登记。另外，最高人民法院2011年1月27日发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法释【2011】3号）第23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继承是“其他方式继受”之一，当公司和公司的其他股东不履行上述法定义务时，显然2005年《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赋予了继承人提起股东资格确认之诉。因此，基于上述分析，对于继承人“股东资格”的确认，一般有两种途径：一是内部确认，即经继承人申请（如存在继承争议或多人继承等情形，另文释析）、公司及其公司其他股东在公司章程未有例外规定的情形下依2005年《公司法》相关规定将该等继承人记载于股东名册、公司章程以及进行工商登记；二是司法确认，即当公司和公司的其他股东不履行上述法定义务时，由相应继承人依2005年《公司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提起股东资格确认之诉予以解决。

上海公司股权纠纷律师：

徐玮康 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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